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在学术政治操作层面,这场论争看上去是傅斯年、顾颉刚取得了“胜利”。不过,也很难说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宗族”的看法,就源自他们
在学术政治操作层面,这场论争看上去是傅斯年、顾颉刚取得了“胜利”。不过,也很难说蒋介石关于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宗族”的看法,就源自他们的观点。正如黄兴涛指出:蒋介石的观点显然与顾颉刚将“民族”与“种族”简单对立而将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不一样;因二者有重叠处即视顾颉刚、傅斯年为“御用”,不免忽略了蒋介石与他们的差别。89换句话说,由此逆时推定傅斯年、顾颉刚此前就是为了迎合政治权力而压制吴文藻、费孝通,显得有些理据不足、揣度有余。90
不过,撇开蒋介石作“宗族说”这一事后发生的现实政治“枝节”不谈,将民族研究的方法论调整为以“主权”为中心,兼及语言、历史视角,是否从学理上就能满足中国转向主权国家、维护主权的现实需要?从逻辑上看,既然中华民族之下不必再“造”出“民族”,那么在主权国家之下“造”出“国民”就显得更为紧迫。可是,这就又“回”到了傅斯年与黎光明之间产生分歧时,所涉及的问题。对彼时中国而言,有没有可能不造“民族”却造得出“国民”,又或者,选择了造“民族”是否就必然妨碍造“国民”?从深层知识脉络看,它们与其说是两个问题,不如说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面向。那就是,对彼时中国而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人们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是否可能清晰地区分、剥离得开?
我们无意苛求在现实政治救亡压力极大、火烧眉毛的情况下,相关学者心平气和、从容地去辨析学术知识脉络上的种种疑点。但是,答案则毫无疑问只能在他们所处的特定时空情境中去寻找。
言及此处,我们当知晓,人以“族”分,其实并非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如此重要。说到底,“民族”是一个充满现代性,且与早期现代欧洲历史分不开的概念。在中世纪中晚期,欧洲普遍笼罩在基督宗教之下,世俗封建领主与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相结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各政治体之间竞争,动员机制主要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教网络,“民族”并非重要的身份识别因素。但是,以1066 年位于法兰西的诺曼底公国征服英国为初始标志,到1485 年“玫瑰战争”结束,英、法之间长达数世纪的竞争、战争,慢慢改变了这种动员机制。在英国和法国,世俗“国家”“主权”“人民”“民族”等观念开始兴起,国家形态也逐渐发生改变。—1648 年间,一场几乎将所有欧洲国家卷入其中的“三十年战争”,再次“教育”了英、法之外的所有国家,为“国家”“人民”“民族”而非封建领主、宗教派别而战,方是“真理”。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盛行的法国支持新教盛行的德意志北部地区,打击作为天主教大本营的奥地利,获利颇丰。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而该条约所载“人民”“主权”等观念,也正式为各国所重视。92与传统国家相比,这种基于“民族”“人民”观念,依“主权”而立的国家,在西方学界常被称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93此后,伴随着欧洲列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和争霸,现代民族主义也传到了世界各地,并成为广大的亚非拉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殖民和外来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利器。19 世纪中叶开始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在主权遭到践踏、国家危亡之际,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援引“民族”观念作为革命动员机制,一开始有重大偏差。例如,孙中山先仅提“驱逐鞑虏”(排满),后又改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94至于一般社会大众缺乏“民族”意识,与缺乏“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其实完全是同一回事的两个不同面向。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建立新政权,在国名中同时突出“中华(民族)”“(国)民”“(主权)国(家)”等关键要素,不可谓不是针对彼时中国较之于西方列强的“民族-国家”最缺乏的东西。只不过,很不幸,他们并未找准将普通百姓变为“国民”的根本动员机制,以至军阀林立、外辱难却。
真正科学认识到“造民族”与“造”主权国家之“国民”辩证关系,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主权独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曾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95,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反击国民党政权。在长征过程中充分积累了民族工作经验后,加之日本侵犯中国主权日深,中华民族救亡变得极为迫切,1935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年12 月,毛泽东更是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97至此,中国共产党已在理论上清晰地指出,“各族”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皆属中国主权下的“人民”,并且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方能实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质言之,没有“民族”解放,就不可能有独立“主权”的“国民”,“民族”观念和“国民”意识发育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还找准了变百姓为“国民”的动员机制,那就是深入发动群众,以“人民战争”求“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将“民族”观念和“国民”意识成功渗透到广大的基层社会。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523/9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