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为驳斥侵略者和分裂势力以“民族自决”为藉口分裂中国,1935 年12 月15 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两篇
为驳斥侵略者和分裂势力以“民族自决”为藉口分裂中国,1935 年12 月15 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两篇文章。前文着力于论证“‘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50后文强调:“我们的处境已是站在全国家全民族最前线上的奋斗者……我们只有在整个的国家民族中才能谋生存,我们一分裂便是俎上的鱼肉!”51在此类论述中,傅斯年有时以“中国民族”概念包括“少数民族”,有时又不包括。52前文曾道:“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于“外族”;53后文则说,北方人民“比南方受外族统制的时间更长些……明末,南都派了两位入燕使臣,正使左懋第,北人,终完大节,副使陈弘范,南人,反而做了汉奸”。54
不难看出,在边疆危机刺激下,主权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在用学术方式参与救亡政治的过程中,对民族语言差异的重视程度在下降,至于体质的视角则在方法论上干脆被放弃,让位给了主权这一维度。
同样,国家主义的救亡意识也迫使顾颉刚这样“一向在高文典册之中”做学问的学者,开始聚焦“边疆问题”,讨论“民族”。 年10 月12日,顾颉刚和吴文藻还加入了容庚发起的“抗日十人团第一团”。 年,顾颉刚、吴文藻皆入滇并为云南大学所聘,顾颉刚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吴文藻则于次年初为该校建立社会学系(刚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费孝通亦任教于此)。
从知识脉络看,吴文藻与傅斯年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渊源关系,无疑比傅斯年和顾颉刚更近。吴文藻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生物学、化学等。在燕京大学从教后,吴文藻也对人类学和民族研究十分重视。正是在他引导和张罗下,费孝通才入清华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史禄国和马凌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吴文藻还力主科学主义方法论本土化,1933 年开始力推社会学本土化。然而,现实边疆危机将他们的学术视野、方法论交错,推向了分歧。
1938 年,暹罗在日本的压力下采取反华策略,宣称中国西南傣族地区为其故地,支持我国滇、桂傣族“独立建国”。57就在这当口,1939 年1月16日、23日,顾颉刚所办《益世报·边疆周刊》却分别刊发了楚图南的《关于云南的民族问题》一文和干城所写的《云南民族学会成立》会议通讯稿。楚图南称“汉人殖民云南的历史,差不多纯粹是一部民族斗争史”,干城称“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斗争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58从政治视野、信息来源看,此时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对日、泰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分裂的敏感性,比顾颉刚、吴文藻等人更强,应在情理之中。在西南边疆和国家主权发生危机的敏感背景下,傅斯年阅《益世报·边疆周刊》后,于1939 年2 月1 日致信顾颉刚,认为苗、摆夷、罗罗等民族研究有“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的嫌疑,须慎用“边疆”“民族”两词。592月6日,他再次致信顾颉刚,谓其“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60顾颉刚由此抱病写就《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13 日刊发于《益世报·边疆周刊》,认为惟有“中华”为“民族”,其他诸如蒙、藏、回、苗、摆夷应称“种族”。61随后,张维华撰文响应:“一个”是“政治的联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上说,非成为一个不可”,同时“血统上或文化上……是混一的”。62杨向奎也认为此说“天经地义”。63
从上述细节看,傅斯年致信顾颉刚之初始动机针对的乃是楚图南、干城,尤其是为顾颉刚办报的方向纠偏,而不是针对吴文藻、费孝通。吴文藻虽曾参与组织云南民族学会,但仅是多个组织者之一,且会议通讯稿毕竟是干城所写,未必代表学会组织者本意,吴文藻顶多算与此事间接相关(此为傅斯年、顾颉刚“因人废事论”不成立的证据之一)。
但是,1939 年3 月5 日吴文藻在《益世报·星期论评》上刊发《论边疆教育》一文,使双方观点发生了直接交错。吴文藻同样看到了欧洲“倡行的民族自决主义,曾几度发生流弊,尤以‘一民族一国家’的分裂趋势为甚”,但认为,“自列宁阐明‘民族自决’的真义……以来,于是一国以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开始得到了具体解决的妥善办法”,主张效法“苏俄对于政治经济事务,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对于教育文化事业,采取地方分权主义”的民族政策,并强调“欲铲除各民族间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须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智识”。64吴文藻此文其实并非针对顾颉刚而作,而是欲趁当局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让“边疆教育”引起舆论界注意。65然而,他对“民族自决”的强调,尤其是效法苏联民族政策的思路(尽管非欲全盘借鉴苏联加盟共和国之模式,更非主张以“民族自决”分疆裂土),与傅斯年、顾颉刚的思路差异显然十分明显。尤其在全面抗日和日、泰挑唆我国西南傣族“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的敏感时期,加上其他人与顾颉刚争论日益激烈,吴文藻此文引发了傅斯年的别样解读。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523/9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