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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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928 年10 月底,史禄国被召回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几场会议质问他。傅斯年不仅拒绝参会,而且为史禄国力排顾颉刚、容肇祖、陈宗南、汪敬熙等人的意
1928 年10 月底,史禄国被召回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几场会议质问他。傅斯年不仅拒绝参会,而且为史禄国力排顾颉刚、容肇祖、陈宗南、汪敬熙等人的意见(陈宗南、汪敬熙曾往昆明调查此事,但取证草率),尤其反对汪敬熙要求校方辞退史禄国15。对此,顾颉刚于10 月30 日记道:“孟真(傅斯年)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也,缉斋(汪敬熙)必欲去之,亦成见。”16据中山大学校史馆馆藏档案显示,11 月25 日傅斯年致信校长朱家骅:史禄国为语史所、史语所共聘,“现在中大或不感觉此科(人类学)宜亟发展,而中央研究院颇思振作此事”,可否由中研院单聘,史禄国仍在中山大学上课,算中研院送给中大的。17此后,史禄国得以在中山大学上课,在中研院主持人类学研究组做研究。1930 年5 月,史禄国聘期结束,傅斯年对其工作业绩表示“由衷的欣赏”,并决定尽快出版其手稿。史禄国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几无知音,却曾“引起欧美学界广泛且深入的讨论”18(鉴于它们中相当一部分乃史禄国基于昆明收集的资料所作,其昆明之行被认作无所事事,着实偏颇)。
仅为了私人“感情用事”,傅斯年实在没有必要冒着得罪顾颉刚、容肇祖、汪敬熙等故交乃至中山大学校方的风险(傅斯年和顾颉刚多年私交过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只有半年泛泛之交、流亡于中国的俄国人说话。毋宁说,傅斯年在学术研究上格外看重史禄国,其一,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科学研究,其二,其研究和教学国内暂无人可替代。为此,我们似乎有必要从学术视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事所涉人物的知识脉络再做些细究。
从总体上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皆有引入西学视野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主义方法论意识。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顾颉刚三十来岁即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9傅斯年曾致信顾颉刚,对此赞不绝口:“你在这个学问(中国古史学)中的地位……是(可)在史学上称王了”,并一再强调,“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20由此不难看出:其一,傅斯年称赞虽不乏过誉之嫌,但足见顾颉刚将科学主义方法论引入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其二,傅斯年、顾颉刚在科学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古史方面,有共同的基本立场。
不过,傅斯年对科学主义方法论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执着,乃至“偏执”程度,以及对塑造中国学术品格的视野和雄心,则显然远非顾颉刚所能相比。顾颉刚、傅斯年皆为“疑古派”代表人物,傅斯年此时却走上了“古史重建”的路21。而欲达此目的,考古学、人类学皆为史学必不可少的辅助学科。是故,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22研究历史,此时期给学生教授的课程不仅有《史学方法论》,还有《统计学方法论》23。其《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即是统计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成果24,在当时中国史学界极为罕见。从知识脉络的角度看,比起顾颉刚的“古史辨”,傅斯年在方法论上更看重史禄国之体质测量,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在实地研究方面,傅斯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学研究注重收集实地材料的办法,却认为他们的科学化程度不够高、视野不够宽。据顾颉刚所记,1929 年阴历正月初四,傅斯年到他家吃饭,说他“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 年7 月,顾颉刚又在该日记下方注道:“材料是客观实物,其价值视用者何如耳。岂能分高下乎!”。26傅斯年的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也可见时隔四十余年后,顾颉刚仍似未理解傅语之主旨。
从傅斯年的角度看,历史学、语言学之于民族精神极为重要,而“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27他成立语史所和史语所,乃有与西方人一争高下的民族主义气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8为此,傅斯年认为,必须倚仗科学主义方法论,“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9他不无豪情地呼吁道:“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30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视野和科学主义方法论上,就人类学这个“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31的领域,史禄国可谓傅斯年的高水平知音,也是达成这样的学术目标,可“通力合作”的最佳世界级学者。史禄国与马凌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克虏伯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32而且,与后三者仅强调静态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而不涉足生物层面不同,史禄国生物学训练“深透”,力图以“人”为中心,建立一门统合自然地理、生物、社会、文化的“动态演化”的“名副其实的人类学”33(以至于他对马凌诺夫斯基及欧美人类学界称赞有加的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曾表示过不满意的评论”34)。更难得的是,史禄国是彼时世界级的人类学家中唯一对中国境内民族有深入研究,且因逃避苏联政治斗争而愿在华长期工作者。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523/9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