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6)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委婉关照,1942 年吴文藻发表《边政学发凡》,外称“边政学”,“中心”则为“人类学”。 年,蒋介石认定“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
作为对现实政治的委婉关照,1942 年吴文藻发表《边政学发凡》,外称“边政学”,“中心”则为“人类学”。 年,蒋介石认定“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如蒙、藏、回等,均为“宗族”。84不久后,吴文藻参加西北建设考察团实地调查,持有不同的观点,团长罗家伦未将之纳入调查报告,而吴文藻沉默,未附和“宗族”说。至于费孝通,则坚持认为,“卸下把柄(否认它们为‘民族’)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认识到“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即“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85
三、“造民族”与“造国民”的比较视野
不难看出,在这场论争中,虽未必没有任何学术政治的因素起作用,但将顾颉刚、傅斯年之言行全部理解为囿于政治权力,很显然并不符合彼时的政治情境。傅斯年敢于撰文直骂孔祥熙、宋子文“失败”86,恐很难说是媚权。而且,参与论争的各方实质上都是国家主义至上,都力主救亡。分歧在于,一方基于不同人群间体质、语言和历史差异认为,不同“民族”确实存在,承认这点,与统一对外并不矛盾;而另一方则有意撇除体质差异(但顾颉刚、傅斯年之论在逻辑上不乏悖论的地方在于,为突出“中华民族”之整体性,反复强调各类人群在血统上早已混杂为一体,恰恰是体质的视角),同时淡化语言和历史差异,而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主权的重要性。
1940 年,冯友兰曾批评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力主民族渊源多元,此刻却不顾“前后矛盾”。87傅斯年更在1939年3月(即他致信顾颉刚,谓之警惕西南“民族”研究后的2 个月),撰写史语研所工作报告,仍称呼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人研究的“苗”“卡瓦”“猓黑”“僰夷”“摆夷”为“民族”。88冯友兰的批评自是有依据的,但也有失公允之处。毕竟,任何学者关于民族研究的观点及其方法论,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前后即便不一致,也属正常。况且,这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正说明,他们并非不知或故意抹杀不同人群间的差别,只是为了突出主权而在尝试探索更切合彼时中国现实的民族理论。
且不说顾颉刚,至少傅斯年在民族研究和人类学方面,对强调“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主义方法论重视程度,曾经远超吴文藻、费孝通。从其与黎光明关于川西民族调查研究视野与方法论分歧看,他虽非丝毫不受民族主义影响,也非决不介入政治之人,但对政治的关注,被严格地限定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之外。此一时期,体质、语言与历史分析,方是傅斯年试图与欧洲人一争高下的“主战场”。也只有从此方法论和学术视野,方能解释他为何如此重视史禄国,及其从体质、语言和历史等维度研究“民族”的努力。但是,在翦伯赞、冯友兰等“旁人”看来,颇有几分讽刺的是,顾颉刚、傅斯年在与吴文藻、费孝通的论争中,却在逻辑上完全否定了自己此前的科学主义学术脉络,以至于后人再审视此类论争时,有不少人将其归之于政治压倒了他们的学术客观乃至独立品格。他们面对如此显著的逻辑跳跃,乃至同时代人白纸黑字的批评,却置若罔闻,毋宁说在知识脉络和逻辑层面尚确实有未彻底理清之问题。
若将三场论争并置在一起考察,则不难发现此类问题的关键头绪。在傅斯年、顾颉刚看来,“民族自决”之说可能被用来肢解中国主权。与其去否定“民族自决”理论(这种“游戏”规则在西方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要从理论根子上做彻底清理,殊为不易),不如在民族理论探讨中对“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不予称谓“民族”(在“民族”概念远未清晰化、固定化的时代背景下,这在情理上并非不可,而且在现实上也并非根本没有做到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代表在“民族”概念已清晰化的今天,仍可这样做)。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可凭借西方认可的“游戏”规则伸张主权,同时又可避免其组成分子被侵略者、分裂势力用来损害国家主权(它们既非“民族”,当然就不能套用“民族自决”之说)。更为值得注意者,不称“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并不代表就否认他们在语言、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更不代表不能给予他们优惠政策。只不过,扶持、优惠都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是针对在教育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及边疆地理等方面相对弱势的人群(包括边疆汉人)。
然而,在民族研究的方法论上,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源自西方的“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亟待调整。如不调整,按照这三个维度分析蒙、藏、回、苗、摆夷等人群,对“主权”而言就必然是“反动”的。于是,“体质”视角在以主权为中心的民族理论自觉过程中,首先被弃用。认为各人群血统上已不可分,即是否认体质可作为区别指标(当然,客观上却又因此未能彻底“忘却”体质视角,而选择了从血统融合的角度去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在维护国家主权这一基本立场上,吴文藻、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其实也同样完全没有问题,若不然,何苦历尽艰难辗转到西南地区共赴国难。但是,他们对于民族研究如何体现、维护主权,在方法论上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显然有很不同的思路。他们认为,通过承认差异、给予扶持、促进平等,方能真正达到团结一心维护主权的目的,至于历史、语言、体质的因素则不必否认(他们自己的研究,其实并不偏重语言、体质视角)。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在民族研究上,欲自觉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和方法论,总体上已是学界共识(吴文藻更是强调“本土化”的急先锋)。但很遗憾,在边疆和主权危机背景下,在“短兵相接”偏重看对方理论之不足而少见其长的具体论争情境中,加之各方言辞上确实不乏不够严谨,易引发误解之处,这种共识被忽略了,未得到进一步实质性探讨的机会。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523/9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