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这一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化步伐加快,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民族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一时期,苏维埃民族学派
这一时期,城市化与现代化步伐加快,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民族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一时期,苏维埃民族学派对中国影响减弱,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借鉴对象,但较前期相比,一方面中国民族研究对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介绍更为系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也具备了相当的中国化水平,另一方面在批判反思西方理论之时,也更多地转向中国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研究,本土问题导向更加突出,中国民族研究逐渐从传统走向当代转型。
(三)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时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民族研究加快了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步伐,学科地位得到提高。2004年胡锦涛提出要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有关民族问题的知识,不断开创民族研究工作新局面[80]。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81]。这一阶段的中国民族研究在国内受到重视,在国外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1.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民族学所提倡的反思与文化批评在国际范围内引起讨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界开始批判传统民族志方法论与认识论,形成了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学术理论,比如萨义德(Edward W.Said)反思殖民统治,认为所谓的东方是被西方想象出来的东方[82];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深描”,也就是要深入到表层之下发掘出深层的象征含义框架[83];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提出的实验民族志则通过反思对异文化的表述方式,提出要用“人观”去书写民族志,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书写方式[84]。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理论思潮反应各异[85],有学者大加赞扬,也有学者加以批判,比如张继焦指出并不能盲目套用后现代主义民族学,因其并不一定契合我国实情,我们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研究[86]。
2. 田野调整的开展与应用
就国内研究而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其中与民族学紧密相关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综合调查”[87],这也是当代对我国民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的一项总结性调查研究。截止到2018年项目结项,最终研究成果涵盖了调研专著、专题报告、研究论文等各个方面[88]。而在民族大调查与其他田野调查中,影视人类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学者奔赴各地进行拍摄,并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建设问卷数据库,对我国扭转长期以来“重定性轻定量”的研究方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 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创新
中国民族研究理论日益创新,中国学派逐渐形成。我国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传播来的西方人类学民族理论继续进行反思和本土化研究,比如少数民族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研究[89]、民族构成六要素[90]、象征中国民族研究话语体系的民族与族群之争[91];藏彝走廊被概括为“民族走廊”[92];乡村版“差序格局”被发展为城市版[93];文化自觉升级为文化自信[94];乔健进一步将费孝通的相关研究概括为“历史功能论”,这是经历过本土化转换后的融入历史因素的功能论[95]。
二是提出各类新兴分支学科与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影视人类学研究理论[96];民族生态学对当今环境问题的研究[97];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医学人类学研究[98];宗教民族学中的“三色市场论”[99]、宗教文化类型理论[100];周大鸣在都市研究中提出的“城市新移民”概念[101];民族心理学方面,李静提出了“田野实验法”[102];蒋柯等人初步建构了“实验民族心理”理论[103];施琳[104]、陈庆德[105]两人分别出版专著,对经济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学科范畴与学科定位进行了系统研究;田阡提出了中国区域研究的新方向——“流域人类学理论”[106];滕星概述了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西方理论范式,并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107];马戎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族群理论[108];张继焦提出了企业人类学的“四层次分析法”[109]等。
三是和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问题导向研究。西部大开发提出后,学者根据政策制定的环境因素分析理论,对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如何进行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进行了研究[110];还有学者提出了西部地区民族的“特色经济”发展[111];以及通过构建民族生态博物馆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发展[112]。有学者分辨了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认为其区别主要在于主动、被动[113];还有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境民族进行了研究。麻国庆提出跨区域社会体系来解读“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114]。海外民族志研究也逐渐深入,学者认为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有助于在中国产生一种知识建构[115];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世界,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事、资源等应以一种流动的视角去考察[116],从而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研究理论,加强与国际学界深层次的学术对话。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611/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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