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在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这一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的同时,中国民族学家还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民族研究
在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这一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的同时,中国民族学家还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民族研究的婚姻家庭理论。比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既保留着较多的群婚残余,又逐渐开始向一夫一妻婚过渡[33];还有学者以纳西族亲属制为例,认为母系亲族是普遍的组织形式,其比对偶婚更为古老[34]。
2. 本土理论的恢复重建
中国民族研究将上述经典理论应用于少数民族研究,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反思,提出了修正性意见;同时,也进一步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与资料分析提出了本土理论,迈向了创建中国民族研究学派的第一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第一次民族大调查及后续调研形成的各种学术成果。1956年起,为调查清楚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我国开始了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197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编纂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6)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总称。,之后我国民族研究又进行了一些填补空白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比如1976年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珞巴族、夏尔巴人等的调查,以及1982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组织的多学科综合考察[35]。这些田野调查及之后出版的民族志一方面为我国民族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另一方面也为建构中国学派提供了本土支持,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拨茧抽丝,提出中国民族研究的理论概括。
第二,中国学者提出的本土民族研究理论与方法。费孝通提出了“藏彝走廊”[36],并与“西北走廊”“南岭走廊”一并对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民族走廊意指区域宏观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此类民族理论还包括文化区系类型学说[37]、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8]等。格勒驳斥了“藏族外来说”,提出藏族源于三大原始民族系统的融合[39]。这些民族研究理论的提出都在不同程度上还原了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情况,凸显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之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40],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研究理论体系的形成,后被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民族区域概念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兼顾多元与一体,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动态相连,从一个宏观、全面、整体的角度勾勒出中国民族的关系与脉络。此外,费孝通还提出了“类型比较法”,既可运用于具体社区,也可应用到各类抽象社会[41]。同时,民族考古学兴起,有学者认为这门新学科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42],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43]。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余年中,趁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国民族研究翻译引介了大量国外经典理论(7)一则限于本文篇幅所限,二则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因而在此不在一一列举这些翻译作品。,以苏维埃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指导,借用国外理论进行本土恢复重建的同时,也对其理论概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以上都对中国民族学与民族研究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这个阶段也迈出了建构中国学派的第一步,部分民族学家针对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历史状况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在民族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受到重视,民族研究的“补课”得以完成并逐步开始理论创新。
(二)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时期(1990—2000年)
1991年苏联解体,苏维埃民族学遭遇危机,这一时期我国民族研究受前苏联影响明显减弱,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对中国影响加深。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研究更注重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以解决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故而本土问题导向更加突出,并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
1.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影响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浪潮掀起,影响了中国民族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欧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著作被系统翻译到中国,西方学界的民族研究动态与成果使得我国民族研究更加接近国际研究前沿。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与族群的冲突与认同是一重要问题。西方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认同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所探讨的理论对象,国内外学界先后涌现出文化说、原生论、工具论、情景选择论、构建论等理论范式[44]。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 Barth)提出“族群边界理论”(ethnic boundaries),认为族群是自我认同与归属,文化的异同则是划分族群边界的依据[45]。美国人类学家郝瑞()通过对彝族的调查,对“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异同进行思考,认为前者具有不同文化差异,后者则是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划分出的政治性人群;而族群边界更多是依靠其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进行界定[46]。同样是在20世纪末,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一个解释并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的新理论范式——“想象的共同体”[47]。这些西方人类学民族观念和各种民族构建学说为中国民族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对中国分析各民族、族群关系提供了对比参照体系,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提出了本土化的考证。李安民[48]、马季方[49]等对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的文化“涵化”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阮西湖[50]将其用于海外华人研究。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也给了学者新的启示[51]。同时,我国学者提出“文化自觉”,在了解本文化基础上展开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比较[52];将西方理论纳入中国民族研究范围。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611/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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