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近现代边疆认知(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落后的政治必然带来社会风气的恶化。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对社会风气晦暗污浊情状的展示比写生计之艰、比写政治之恶尤其让人沉痛。因为贪官污吏
落后的政治必然带来社会风气的恶化。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对社会风气晦暗污浊情状的展示比写生计之艰、比写政治之恶尤其让人沉痛。因为贪官污吏可以撤换,缺衣少食可以赈济,但是风气的污浊背后是精神的愚昧,往往是无处措手、难以疗救。行记作者们对于西北社会的烟毒、赌祸、民性懒惰、土匪横行、地域隔膜,以及女性苦难等,花了很多笔墨,每一写及,几乎都跟着发出无奈的感叹。林鹏侠西行,屡因车夫吸食鸦片耽误行程,她写道:“此间汉人骡脚等夫,几无不染有嗜好,每止尖宿之店,即无异到家吐雾吞云,尽量耽搁,几有乐不思蜀之慨。虽促之数四,亦若罔闻,迟迟复迟迟,非俟其瘾过不起。纵客人焦急,渠决不理会。甚矣烟毒之为害也。西北欲图开发,倘不除此巨害,人民无有复苏之一日。……目此情况,可恨亦复可怜。”[3](P110)1931年,地质学家杨钟健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在陇西一个叫天仓的村落逗留,一方面满意于美丽的田园风光,另一方面又感叹:“但就所遇见的人物来看,就令人不胜感慨。最令人难受的,就是男子十九带鸦片烟色,女的没有不缠足的……此地情形,看来还是二十年以前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改,而又兼时局关系,处处表现民穷财尽的样子。”[14](P156)民国时期许多西北行记作者,都曾有过留学经历,接受过现代科学民主观念的熏陶,当他们回过头来看到生存在古老民族灿烂文明和历史发祥地的这一方民众依然被陈习陋俗所戕害,内心自然涌动着可怜可恨又难受的情绪。
三、民族宗教问题之复杂
我国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从接触碰撞走向交流融合的前沿。明清特别是清代康乾两朝以后,西北地区被正式纳入统一封建王朝的行政治理范围内,但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局面仍是事实。从清代同治年间开始,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又开始紧张,进入民国,多种因素交织,使本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如何破解复杂民族、宗教矛盾,使各民族不仅和睦相处,而且在新的世界格局与时代洪流中迎来共同发展进步,是当时政府和社会牵心的要务。前往西北的各界人士也纷纷就此进行考察发表意见。不同于纯粹应用性的报告或议案,广大行记作者能够根据实际的见闻,对于西北民族宗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在见人见事的细节呈现基础上做出深度思考。
近现代西北各族各教势力之间,纷攘不止,其中1860至1870年代的同治回事,因为斗争烈度大、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给西北社会带来严重破坏,也给广大民众留下惨痛记忆。行记作者通过足履身量的探访,以及许多当事者的追忆,既写了因同治回事,左宗棠西征对西北开发的促进,更记录下这些碰撞的历史遗痕。民国八年(1919)元月,第二次西北行的林竞,途径宁夏境内一个叫小坝的地方,他写道:“有堡,居民二十余家,颓垣满目,盖经同治之乱未曾恢复者。”[15](P94)稍后西行的谢彬在言其度陇以来无日不见回事遗迹时,亦发出“乱已五十余年,犹荒凉如是,当时涂炭,宁堪设想”[2](P62)的沉痛感慨。城池的破坏外,战火还毁掉了文化人至为看重的书籍。张恨水《西行小记》记载了自己平凉一段经历:“至于平凉的胜迹史料,问之于这里的一位六十余岁的梁老县长,他瞠目不能答。他说:同治五年,西北大乱,本县的县志,完全失去,所以一切史料无考,连名胜也不得而知。”[16](P72)直到1937年,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身份考察西北的马鹤天,面对从前繁盛而今萧条的兰州市郊的红城子镇,依然会感叹:“西北屡经兵燹,而甘肃处处均见衰败,今不如前之景象,甚至仅断瓦残砖,数十年尚未恢复之惨状,”[17](P176)对于同治回事的认识,清人更多只是将其看作一般性的地方叛乱,但是进入民国,一些有识之士却能从“五族共和”的高度,加以重新审视。如前引林竞行记即云:“余意国家之有叛乱,汉、回均有。同治之乱,回民本积恨于政府,与汉人原无仇恨。乃因彼此智识幼稚,互相误会……”[15](P100-101)而谢彬则批评某些上层宗教人物对普通回族民众行“扑责”“聚敛”的威权以及“杜撰欺人”“惟喋喋焉互争门户”等刁顽情状,这些评论,即便有的或许存在若干局限,但对于认识近现代西北民族宗教问题的性质变异及危害,显有益处。
行记作者用了大量笔墨记述了民国以后更加波谲云诡的西北民族宗教形势。举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关地区民族宗教上层势力之间斗争。由于行记作者与西北上层政治人物多有接触,这使他们有机缘观察这一特殊群体内部的争夺攻守,譬如1928年7月7日,“新疆王”杨增新被刺,上距东北皇姑屯事件只有33天。徐炳昶当时正在迪化(乌鲁木齐),其7日至24日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杨增新从遇刺到发丧的全过程,其间还穿插有关皇姑屯事件后续处理和其他国内政局变化的报章信息。7日日记述及有关杨氏遇刺细节云:“往访赵次蓬,未遇。午后正睡午觉,次蓬茫茫然来,说城内今天行刺了。问他行刺何人,他说行刺将军;问他将军受伤否,伤势何如,他说他跑出来的时候,杨将军以手据案,站立不动,似已受伤。兼言阎厅长受伤颇重,被人架出,樊厅长未受伤,形色惊惶云云。他说毕,即匆匆去。我定醒移时,到彼寓详问,始知今日此间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将军及各厅道,俄领馆人皆在坐,刚上菜,忽有蓝布长衫人入,连放手枪,大家即乱逃云云。未几有该校一俄人教员出,据言荩臣将军倒地已死。昨日尚欢谈,今日遂成古人耶!”[13](P429-430)虽然这些记录仍得自传闻,但已足够切近。在西北行记中,类似的高层权斗细节记录还有不少。诸如蒙古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兰州的汉族新军阀与回族本土派之间的斗争、甘南藏回纠纷及甘肃主政者的曲折调停、哈密回王的政治表现等等。这些记载,多数由作者亲身经历而来,它的价值不仅是为大历史提供细节,更在于传达出历史风云的激荡变幻。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421/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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