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近现代边疆认知(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一、民众生存条件之恶劣 西北地区苦寒少雨、物产贫乏,除少数河谷绿洲居民外,大部分民众生计艰难,但是这种艰难如何表现?以往的西北行记并未有
一、民众生存条件之恶劣
西北地区苦寒少雨、物产贫乏,除少数河谷绿洲居民外,大部分民众生计艰难,但是这种艰难如何表现?以往的西北行记并未有深入关注,有的甚至基本未于此处着墨③。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对西北地区恶劣生存条件的展示有了空前增强,特别是西北行记中所写的广大底层民众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艰难惨痛,至今读来仍能引人泪下。
西北农业基础薄弱,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又迭遭旱灾、震灾,更是雪上加霜。林鹏侠西行,至迟从西安起,就不断看到行乞求食的灾民:“行人多面呈菜色,衣履不完。成群乞食之灾民,络绎于道,其中尤以老弱妇孺为可怜。”[3](P13-14)“秦人血泪”一节,作者通过对时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主席康寄遥的访问,详尽记录陕西全省特别是陕南灾情,其中写道:“自民国十七年迄今五载中,荒旱之灾遍全省,霜、雹、风、蝗、瘟、疠之疫层出迭见,益以兵匪交困,愈演愈烈,尤以关内、陕南为最甚。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膏原,多成赤地,饿殍载道,谷罄粮绝,乃致树皮草根,剥食殆尽,拆房毁栋,难求一饱,卖妻鬻子,死别生离之惨状,无可形容。关中岐山县,且有易子而食之奇惨,甚至有全家投井自尽者。”[3](P20)庄泽宣在其《西北视察记》中也写道:“近来陕西灾荒,西路武、岐、郿、扶数县为甚,武功人口死亡流离,已及于三分之二……”[6](P190)陕西秉关中平原、陕南沃土的优越自然条件,情况尚且如此,更西的甘肃等省就更可想知,1928-1930年身处西北的刘文海甚至认为:“甘肃目前的首要问题是民食问题。”[7](P41)对于饥饿的观察与书写,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随处可见,即便是如高良佐这样陪同邵元冲视察西北的高层游历,虽较少机缘接触社会底层,却也屡屡写到陕甘等地“沿途荒凉满目”“农村凋零,目不忍睹”[8](P69、143)之状。这些描写有简详之别,均将西北地区的饥饿程度的严重性揭示出来。
缺衣与少食往往并存,上引林鹏侠文字,已经兼及“面呈菜色”与“衣履不完”,其《西北行》中“败屋中如鬼之裸妇”一节则写了一座荒村破败窑洞里的母女三人:“裸而无衣,坐于热灰而取暖,瘦削污秽之面目身躯,鬼物视之,恐犹不免有逊色。”[3](P58)这段文字,将败屋、天寒、裸衣结合在一起写,而人物又是母女三人,给读者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与情感冲击是巨大的。无独有偶,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也专辟“裸体儿女之姿态”一节,写陇西抚彝县一带“十四五岁之儿女,尚无衣裤可穿”的惨状,特别是其中写自己与一个“赤身男孩”的对话,寥寥几句,将男孩的“天真烂漫”不知何谓苦痛的神态,写得如在目前又“闻之不胜恻然”。在晚清民国西北行记中,类似写妇孺无衣之状的片段,俯拾皆是。行记作者注目于此,有的不仅直写无衣无食,不作丝毫隐讳,更进一步地表达对于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担忧。譬如陈万里《西行日记》在写毕甘肃隆德县一身处冻馁却“犹作微笑”的荒村小儿惨状后接着分析:“盖陇东各县去年天旱歉收,已成灾象,面每斤纸票五百文,鸡子每枚百文,花生每两百文,煤油每斤一元,各物昂贵称是。以故平民生活极为艰窘;兼之尚有其他痛心之原因,其影响于人民道德、社会经济、国际地位犹甚于天灾也。哀哉!”[20](P43-44)这样的由耳闻目睹而引发的深度议论,本质上是近现代中国特定时代环境给有关作者在思想立场、观察角度上带来的改变,是他们与流连风景的古代谪宦游人的重要区别之处。
如果说行记作者对于西北地区缺衣少食境况的书写,主要是通过对于当地下层民众的观察而来,那么住与行两个方面的落后,往往就由作者本人的实际感受中写出。行记作者始终处在路途上,如何行走、如何投宿,是他们无法绕开的,因而体验也最为真切。作者既写原始出行工具的低效,如致人胸痛的夹窝子、有落水之虞的木筏船、颠簸不堪的骡马骑行,更写了刚刚兴起的一些现代交通工具的不完备,如欧亚航空的飞机安全性差、陇海线上的火车污秽拥挤、西兰公路上的汽车经常抛锚。与这些技术上的缺陷相比,更让这些旅人们所不满的,是有关交通运输部门管理规划上的欠缺,飞机晚点、汽车误时、客运列车在行进中被运兵车逼停的状况,无时不有,给旅人们带来诸多不便。行走不顺之外,投宿之难也是旅人们难免遭遇的。尽管有些去西北的旅人,因为带有官方性质,会被当地军政方面尽力接待,但晚清以来西北地方建设的停滞,即便是高官显宦也难以完全幸免。清光绪十七年(1891),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陶保廉随父陶模赴新疆任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淮系名臣裴景福谪戍伊犁,在分由二人撰著的两部清末行记名作——《辛卯侍行记》《河海昆仑录》中,就多次写到因不堪官方行馆破败而宁愿投宿民间村馆野店之中。裴景福云:“关内外行路有必不可犯者二:曰爱洁,曰求备。蜀锦吴纨,丰狐文貂,与土炕破席相磨宕,牛矢马粪相濡染,既属暴殄,亦非享用,挟王公之贵、督抚之威,求青菜、豆腐未必果得。”[9](P7-8)对于一些私人旅行特别是一些女性旅行者而言,行宿之困,就更加难以忍受。林鹏侠在《西北行》中,除了写交通上的艰难之外,就屡屡写其住店时的尴尬狼狈。1938年6月,女作家陈学昭由重庆经成都前往延安,一路上,江轮的拥挤、汽车发车时间的屡变、川陕公路的难行,让她不胜其苦,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但是“招待所里只有两件事情使我很不惯,就是蚊子和厕所”[10](P56),由西安北上经停耀县夜宿,旅馆内的“土炕比木板还硬些……蚊子倒不多,可是跳蚤却扰个不休。”[10](P63)陈学昭经过时正是盛夏,她没有尝到严冬里用马粪烧炕,既灼热难忍又恶臭难耐乃至几乎让人窒息中毒的滋味,而这样的滋味,却给别的行记作者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421/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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