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迈奖作家蒂姆温顿的多元身份观解析(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温顿从蓝领之子向作家转变,得益于成长的时代和澳大利亚的政策因素。在他读大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惠特拉姆执政,他在阶级问题上取得突破,
温顿从蓝领之子向作家转变,得益于成长的时代和澳大利亚的政策因素。在他读大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惠特拉姆执政,他在阶级问题上取得突破,1974年取消了大学学费,这让像温顿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温顿后来感慨道,“倘若惠特拉姆1974年没有取消大学学费,我怀疑自己能否支付得起四年的开销”[6]227。当时,温顿就读于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现改名为科廷大学),在这里,他初次接触到那些上过私立中学的同龄人,明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阶级的差异,无意中也唤醒了他童年生活的记忆。温顿成长的珀斯郊区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地,这里成为他创作的背景和素材来源。纵览温顿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他对工人阶级的书写呈现出两种模式:一种是对这种平庸生活感到厌倦和难以忍受,为摆脱单调重复的生活,主人公通常选择主动或被动的逃离,借助旅行、冒险等方式来摆脱精神危机并寻找身份和归属。在经历一番痛苦的追寻过后,他们常常以失败告终,最后回归故地,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大世界》《云街》《呼吸》等作品基本遵循着这种叙事结构;另一种是对城市化进程中郊区的消失流露出失落感,具体表现为对曾经居住过的社区及生活方式的怀恋,以及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哀叹。小说主人公或置身国外,抑或身居外地,借现实生活的痛苦来凸显出过去生活的美好,以此赞颂澳大利亚平民安逸的生活以及他们勤劳、坚韧和诚实的品格,《骑手》《蓝背鱼》《我父亲的手斧》《重力》(Gravity)《圈数》(Laps)《跪者的尊严》(On her Knees)等作品流露出温顿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认同。
出于对贫富差距的敏感,温顿意识到社会繁荣的表象不能掩盖阶级差异的事实。他发现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了阶级之间的流动,但是阶级差异依然是一种“生活的事实”[6]225,“从未从文化意识中消失”[6]229,政治家鼓吹的澳大利亚已经是“无阶级社会”或者说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不过是“国家繁荣和右翼意识形态的胜利”[6]231。温顿揭示了过去二十年来澳大利亚的贫富差距是自二战后最为严峻的时期,但是有关阶级差异的表述在公共话语中被抹除。与此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对社会福利的声索呼声越来越高,社会分配又出现了新的不公平,霍华德执政时期,国家资金虽然及时分配,“但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穷人、病人以及失业人员的利益为代价的”[6]229。温顿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书写社会底层人及其生活,并犀利地批判了贪婪的资本家、开发商和政客。在其首部获得迈奖的小说《浅滩》中,温顿以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地产商德斯·普斯特林(Des Pustling)自私贪婪、庸俗愚蠢的形象,通过追溯其家族肮脏的发家史,揭示了商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一面。中篇小说《蓝背鱼》呈现了不为金钱和威胁所动的伟大母亲朵拉,从侧面展现了旅游开发商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环境、欺凌弱势群体、贿赂并勾结政府官员,进而导致生态的恶化和社会正义的沦陷。
在温顿看来,阶级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这种流动性并非针对绝大多数人。在《阶级这个词的用法》中,温顿自述其阶级身份的转变具有“非典型性”,并调侃其成功“与其说是个人天赋,不如说是文化史的显现”[6]224。温顿的这番表述并非故作谦虚,像他这样蓝领家庭出身的人可以从事艺术创作这类职业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可谓凤毛麟角。批评家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Dixon)指出,“温顿出生的年代恰逢澳大利亚文学作为营销类别、政府政策目标、教育研究领域的体制化”[9]242。他读大学时正赶上科廷大学“创作写作班”(Creative Writing Class)的兴起,有幸得到诸如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迈克尔·汉德森(Michael Henderson)、格雷厄姆·特纳(Graeme Turner)等作家的指导。此外,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奖项层出不穷,资助写作的项目种类繁多,由此成就了温顿将写作的理想化作现实的可能。大卫·卡特认为,温顿从事写作正值“澳大利亚文学体系成熟和深化的时刻”[9]243。作为时代的宠儿,温顿没有被名利蒙蔽双眼,而是对阶级拥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在他看来,“个人社会地位改善的最佳方式是流动,而这种流动的主要源泉是收入。无论是继承还是后天积累,财富决定着公民选择教育、住房、医保和就业。它是健康与长寿的标志”[6]232。过去二十年中,澳大利亚的阶级流动速度放缓,表现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恶化。阶级的壁垒越来越严固,反映出社会公平出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现象:阶级不再令人困惑,而是变得越来越“可见”,“更容易被定义,也更被清晰地理解”[6]234。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421/8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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