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0256-1891
CN:11-1217/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0.792208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民族学
期刊热词:
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热点回顾及反思基于复印报刊(6)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二)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 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范式可理解为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
(二)民族研究的范式转换
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范式可理解为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4]。民族学作为一个成熟的一级学科,其学术专业性和规范性毋容置疑,有其独特遵循的学科范式。然而现代社会纷繁复杂,今天的民族问题已经日益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促使一些学者思考民族研究的范式是否存在危机,是否需要对民族研究的范式进行某种深度的转换。赵旭东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危机:一是学术表述的危机,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危机。这两种危机的基础就是,无论哪一种民族观念或立场,其实质无非是从一种西方意识转换到另一种西方意识,从中却无法找到本土中国意识的认同和表述。[5]因此,在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既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和冲突化解的实践智慧,民族研究需要鼓励和发展出一种范式转换的新思路。[6]何明认为民族研究的危机来源于学者的学科认同危机、公众对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社会信任危机以及体制问题,因此破解民族研究的危机需要从重构“民族”概念、确立“求真务实”的学风、厘清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重建民族研究者的学科认同以及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7]范可指出边疆范式是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当前的民族研究范式转换亟待摆脱这样的学术范式。[8]
(三)民族研究的理论视角
有研究者指出,民族问题研究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重大事务,具有多维的属性。针对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困境与挑战,从何种视角入手对民族问题的起源、发展及走向进行研判,也是当前民族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从2014年以来的相关理论研究来看,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从民族本身的视角来研究民族,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徐黎丽、钟鸣指出民族是人类不同群体生物性、文化性与建构性的三位统一体,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而带来的民族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不断弱化、建构性不断强化,表明民族已经走在衰落的路上。[9]管彦波认为如何基于民族问题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维度、时代主题与国家大势的世界维度以及民族问题发生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性维度对民族问题予以解决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10]二是从民族与社会的角度进行研究,来仪、肖灵在对当前民族研究存在的狭义论、广义论以及综合论三种理论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这三种视角是站在特定时代立场上,各有特定的问题指向,难以取得统一。当前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可以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出发,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可操作性。[11]叶江从社会认同视角解析“民族问题”概念并探索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实质”。[12]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角度来进行研究,纳日碧力戈认为民族与国家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民族的存在不是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冲突,关键是如何处理与应对。他提出要把“民族问题”做“非问题处理”,努力探索第三条道路:从政治文明出发,解决理念问题;从文化相对论出发,解决现实问题;从重叠共识出发,解决国家的认同问题。[13]张继焦等指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的关系框架下,国家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从属于国家,因此当前对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应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14]
(四)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伴随着我国长期的民族工作实践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杠杆,也是我国民族学界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所必须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则,所以民族理论政策一直都是民族学界研究的热点。2014年以来,学者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的学习与阐释。重点研究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场域,充分借鉴了古今中外认知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积极成果,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创造性特征。[15]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是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的辩证统一。我们要认识到,多元一体大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是荣辱与共的血肉关系。大家庭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亲情呵护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家庭成员要和睦相处地交往、和衷共济地交流、和谐发展地交融,共同维护大家庭的统一、熔铸大家庭的一体。[16]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重视文化认同,既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认同中华文化,并行协调;必须稳步推进,不能急躁[17]。二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确立与发展进行研究。朱朝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的纲领性文件中有关民族与民族问题内容的梳理,解读了不同时期党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内涵。[18]王希恩将2005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间十年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变化做了描述与分析,提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伴随着日益丰富的民族工作实践不断前行,有坚持、有探索、有补白、有完善。[19]三是国际比较的视野,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比较分析中发现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的优越性,突显民族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于春洋、贺金瑞对中美民族政策进行价值比较分析后指出,美国的民族政策在本质上从未突破“政治解放”范畴,实现政治解放而又止于政治解放,而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历经民族自决、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艰辛探索,其价值目标通过政治解放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20]杨须爱基于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民族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后指出,相较而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基本理念、制度建构、立法实践、政策措施和实践效果方面均有程度不同的优长之处。[21]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323/7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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